中国现阶段的城市化与工业化相伴，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工业转移是城市化的基本内容。包括土地的城市化和人口的城市化两方面的内容。然而近年来这两方面的发展却极不均衡。
土地的城市化主要指将农村用地转化为城市用地，用作修建公路、人行道、住宅、商店和下水道的城市建成区。据中国城市建设经济研究所统计，从1990年到2007年，我国城市建成区面积从1.29万平方公里扩张到了3.55万平方公里，十余年间扩张了175%。同期我国城镇实有住宅建筑面积从20亿平方米增长到了119亿平方米。在短短18年间，中国的城市建成区增加了175%，住宅建筑面积则增加了将近500%。
然而从人口的城市化角度来看，城市化的数据却不尽乐观。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农民向城市转让了巨额面积的土地，并让渡了巨额土地升值，然而这些土地和资金在形成吸收、转化农村人口的能力方面却无法令人满意。以上海为例，光上海一地查出的已经圈而不用的土地，竟高达200平方公里，全国查出的闲置土地面积则高达上万平方公里。中国耕地面积仅到2004年为止的近7年内便减少了1亿亩，即6.7万平方公里，或两个台湾，或670个上世纪50年代初的上海市区面积。以当年的上海人口600万计，并以当年上海市区人口密度的一半计算，6.7万平方公里照说也可以容纳20亿左右的人口。在土地稀缺的中国，甚至在土地特别稀缺而又特别肥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新区的面貌越来越不像香港、东京、台北、1979年以前的上海等东亚地区的城市，却越来越像北美那种地广人稀，必须以车代步的城市。可是，尽管减少了如此多的耕地，中国的大部分人口依旧生活在农村，并没有享受到城市化和经济发展的红利。
从上述对比可以看出，目前土地的城市化已达到新的高度，我们不应再紧盯着农民手中的土地，借城市化的名义大肆圈地卖地，而应关注“人口”的城市化，即户籍制度改革和相关保障体系的建立，完善城市公共配套，从而提高土地的利用率，提高城市吸纳就业和农村人口的能力。
农民工转化为城市居民，实际上是一种身份的转变，农民失去土地，获得城市居民的身份后，还需要获得和市民同等的权益保障。首当其冲的是土地产权制度的改革和户籍制度改革，确保农民在转换为市民后依然享有土地财产权利。从某种意义上讲，以农村土地产权为基础的户籍制度是保护农民权益的最后防线。由于中国的城镇化基本上是政府主导，开发商跟进，农民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属于弱势群体，少有话语权。政府低价征用城镇郊区的农村土地，获取高额级差地租，并没有给农民足够的补偿，部分农民也丧失了在城镇化过程中通过出售土地而得到原始积累的机会，这些无地无业的农民可以说是“被城镇化”了。因此，明确农村土地产权，与农民身份转换的户籍制度改革相配套显得尤为重要。
城镇化远非给农民以城镇户口这么简单，还需要是给予他们生存的空间和权利。身份转换之后，农民工还需要拥有在城市中持续生存的能力，相关的劳动技能培训，配套的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建设均需跟进，使农民工既能安居又能乐业。总之，相关养老、医疗、住房、教育等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是城市化进程的关键所在。
如何留住优秀的农民工，是城市未来的发展动力和竞争力。今年开春后“用工荒”再次成为媒体讨论热点，而用工荒不仅仅出现在长三角、珠三角等东部沿海地区，中西部传统劳务输出地区也出现了用工紧缺现象。随着中国老龄化社会的到来，蓝领工人紧缺、服务人员紧缺的现象将成为常态。中国的地域差异巨大，不同发展阶段的城市，人口城市化的重心也不一样。一些县级地级市近期不过执着于如何让农民能在家门口打工。而京沪这样的一线城市，则应该考虑能否像引进高新技术人才那样，引进优秀的产业工人和服务人员，以应对日益逼近的老龄化社会。
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意味着农民向市民身份的转变，在拿走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的同时，还需要进行相关制度变革对他们的权益进行保障，政府还应加大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方面的投入。否则，打着城镇化的旗号圈地生财，又将只是政府和房地产商的狂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