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高新园区：“政经分离”增活力

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枫桥的探索从2004年起就已起步。彼时，枫桥镇正式撤镇建街道，正式拉开了城镇化发展的大幕。原先的24个行政村整合为7个社区，1万多户农民集中入住到动迁安置小区，以往按村落居住的格局彻底改变。

      “枫桥村级经济发展早已经有一定基础。村均拥有标准厂房1万余平方米、门面房750平方米，各村年出租收益均超过200万元。”枫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姚人民介绍，“但村民自治组织和集体经济组织职能仍然没有分开，原24个村共有357名工作人员，承担着18项福利项目，扣除各类成本和行政开支后，集体经济收益所剩无几。”

      “假如一个社区承担着繁重的经济管理职能，它还能安心地做好社会管理吗?”枫桥街道党工委书记潘宜顺说，“当时还没有‘政经分离’这一清晰的概念，只是大家都一致认为政府的经济职能与社会管理应当剥离，只有这样，才能让服务者专心做好服务，让经营者专心做好经营。”

      于是，按照“行政归社区、经济归合作社”的原则，枫桥着手将原行政村的经济职能交给村股份合作社，社会管理职能交给街道和社区，而社区行政开支和社会公共服务则全部由街道财政承担。

      10年探索打造富民载体

      “人往哪里去?事由谁来管?钱从哪里来?”要政经分离，这是横亘在改革面前的三大难题。姚人民介绍，枫桥当时的做法是：合理分流村级人员，解决人往哪里去;推进专业化管理服务，解决事由谁来管;理顺公共服务承担主体，解决钱从哪里来。

      为此，枫桥采取了一系列保障措施。2005年开始股份制改革，将集体资产清产核资，农民农龄折股量化，符合条件的4万农民“带股进城”，享受64.5万股股份，年度按股分红。

      原东浜村村民陈巧男透露，他们一家自2006年开始享受农龄折股，一家三口按农龄折算共享有56.5股。“整个东浜村共26293股，2014年全村分红170多万，平均每股64块多。我们分到了3700多元，分红多的人家可以拿到将近1万元呢。”陈巧男说。

      同时，枫桥街道积极打造富民平台，促进农民增收。2007年，枫桥街道成立了苏州高新区首个富民合作社——民发富民合作社，吸纳辖区1万户农户入股2.3亿元，开发建设11.9万平方米的“景山公寓”集宿区。2011年，枫桥街道以24个村股份合作社为出资主体，组建苏州首个村股份合作联社——联枫建设发展有限公司，采用市场化模式运营管理，竞拍了3幅地块建设富民载体富康商业街和马涧商业项目。

      这些做法，理顺了农村经济分配关系，为农民带来实际收益。今年56岁的陈巧男也从原东浜村村办厂的会计，摇身一变成了东浜股份合作社执行董事，管理着村里18000平方米的厂房、1000多万的资产。

      权威专家点赞“枫桥经验”

      如今，“政经分离”的成效逐步显现。数据显示，枫桥村股份合作社2013年净收入比改制前的2005年增长了11.7倍，股红分配额占收入比重达55.3%。目前，24个村股份合作社拥有固定资产市值超过11亿元。2014年，合作社到账收入8175万元，净收入5576万元，枫桥农民人均纯收入达30120元，较苏州市平均水平高出近6000元。

      枫桥街道占地仅34平方公里，户籍人口6万人，流动人口16万，却已吸引了近4000家内、外资企业入驻，其中上市企业7家，年产值超亿元工业企业119家，已形成以工业经济为主体，三产服务业为支撑的发展模式。2014年，工业总产值超过970亿元，全口径财政收入近70亿元。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韩俊在专程调研之后，认为“枫桥经验”对全国各地深入开展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具有借鉴意义。韩俊认为，这一模式充分保障了农民的经济权益，拓宽了农民增收渠道;促进了集体经济做大做强，增强了其市场活力和竞争力;理顺了社会公共服务承担主体，促进了城乡社会管理的一体化，有利于构建集体经济组织和群众自治组织职责清晰、互动协作的新型农村治理结构。